以贷养贷的债务人：“赌上了十几年的人生”

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0届毕业生毕业设计，镜相栏目独家首发，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文 | 吴坚钦 甘敬煌 潘潇雨 关雯静 张雪莹 何懿霖 姚咏桐

指导老师 | 辜晓进 茅知非

编辑 | 王迪

随着前些年网络借贷业务的野蛮生长，催收行业开始乱象丛生。在国家日益严格的整顿下，催收江湖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疾风暴雨。

抵押的是“明天”

如果说“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作为歌词问出的是感情，那么在催收员和债务人之间无数个电话里问出的，一定是窘境。

从业半年的催收员小余总结了他遇到的债务人逾期原因：“主要是开厂或者是做生意，近几年互联网行业兴起之后，因为创业的也很多。”从业三年的催收员皮哥则认为大部分“做生意”的理由只是幌子：“通常一种情况是赌博，一种情况是‘包小三’。”

尽管催收员似乎都对逾期原因了如指掌，但是当这些原因具体到一个个债务人身上时，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窘境，也就不能这么简单地分类排列了。

债务人黄痘痘说过一句：“没有谁会想欠钱不还。”

这句话或许算不上对问题“为什么不还？”的回答，但却可能是大多数债务人听到问题后的，第一个想法。

▌凌晨的求助信息

“我活不下去了！”2020年2月10号凌晨一点，黎明发来一条微信。

尽管不是第一次收到债务人发来这样的信息，但是笔者还是有些担心，因为两个月来的采访里，黎明甚少流露出“轻生”的念头。

今年27岁的黎明在重庆一家生产交通电子设备的工厂里上班，是一名测试技术员，主要负责测试设备可靠性，一个月工资七千到八千元。尚算可观的工资让黎明可以去规划自己偿还网贷债务的时间，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世界前进的轨道，黎明自然不能例外。她的“还款计划”失去了最重要的一环：工资。

“我没事儿，不过厂里面不让上班，没了收入，下个月又没法还款了。”2月11号，迟来的回复让笔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但黎明沉重的债务却并没有那么容易放下：从2017年6月因为“急着用钱”第一次接触网贷，两年半下来，黎明的欠款已经由2500元“涨”到40000多元；从借一个贷款平台到现在六个，其中三个平台的贷款都已经逾期。

和很多网贷债务人一样，黎明也加了几个“负债抱团取暖QQ群”，成员之间通常互称“难友”。看到群里如果有人情绪比较低落甚至绝望的时候，黎明还很热心地把消息转发，希望有人能帮忙开导一下“难友”。但是当自己暂时失去稳定的收入时，一下绷紧的“资金链”让她也成为需要被开导的一员。但笔者也找不到什么语言能安慰到她，唯一使她提起兴趣的是抖音年前的集卡抽奖活动：“抖音集卡我集齐了，唉 ，我还以为有一万，结果没有。”

在采访到的众多债务人中，黎明的收入已经算是相对可观的，但是一次“意外”就让她陷入困境，更不用说收入较少甚至没有稳定收入的人。除了像黎明这样用于救急以外，更多的债务人第一次借网贷都是以创业为由，而没有稳定收入的境况，使得这些投资平添几分“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味。

显然，不稳定的收入，既成为了借贷的理由，也大大增加了逾期甚至以贷养贷的可能。超过八成的网贷逾期受访者都认为，自己第一次借贷的金额，是可以短期内还清的，但是当自己的收入发生变动，他们才察觉还款的“资金链”，并没有自己想象那般牢固。

▌“死路一条”还是要走

2019年10月9号，网名“白素贞”的债务人发了一条微博，认为自己遭到了人格侮辱性质的暴力催收。此后的四个月里，她为此陆续发了19条微博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介入，但都没有收到她想要的效果。

2017年白素贞第一次创业，资金周转用的是银行的信用卡，失败后靠工资勉强还款；2018年她和朋友合伙开奶茶店，租店装修运营都需要大量资金，这时候她开始接触到网贷，为了维持奶茶店运营，甚至到了以贷养贷的地步。

奶茶店终究没能开下去，“我太天真，想得太简单了。”白素贞回想起两次创业仍然追悔莫及，但是2019年末开始逾期的网贷并没有给她后悔的时间，“每天面临多达100多个催收电话，还给我家人朋友电话轰炸，短信轰炸，被催收那段日子，我差点就跳河了，抑郁症知道吗？不是说的那种。”

遇上“黑中介”更是让白素贞的境况雪上加霜，她从六个不同的贷款平台借了款，借完才后知后觉是从中介手中借来，“他们收点位费也就是中介费是30%，而且给我撸的都是高利贷。有时候总下款是5000元，是从3个平台上弄的，等还的时候最少7000元。”

黎明同样经历了以贷养贷，“只要你有一期还不上，又不敢被爆通讯录，加上资金链不稳定，你就‘死’定了。”她最后一次从网贷借钱是2019年10月，把打工两年的工资全还贷款了，现在还有40000多元的欠款。

尽管黎明现在已经算不清自己总共还了多少贷款，但是对第一次贷款她依然记忆犹新。在2017年中旬，因为没了工作，她从拍拍贷和江湖救急两个平台借了2500元，当时拍拍贷的年化利率在36%左右，江湖救急则是俗称的714高炮。后来工资不够还清2500元的贷款，她又去其他平台借钱还款，“当时对自己太自信了，认为这么点儿钱，很快能还完。”但也正因为“自信”，黎明的欠款从2500元涨到了现在的40000元，“四万块这还是我一边打工一边还剩下的，以贷养贷就是死路一条！”

债务人黄痘痘也坦言，以贷养贷会导致债务人疲于还利息，而本金并没有减少：“可能创业的资金是打工5年甚至10年的积蓄，当你因为需要资金周转去接触网贷，一旦创业失败欠下了这个网贷，未来的3到5年你所有的收入可能只够还贷款，然后你还要继续奋斗3到5年，你才能重新留一点积蓄。”算着算着时间，黄痘痘的声音渐渐小了：“看似没有抵押，实际赌上了十几年的人生。”

而“以贷养贷”除了带来日渐高企的利息外，还会增加下次贷款的难度，如此往复还会让债务人失去判断力，更容易踏入黑中介、套路贷的陷阱。“逾期后会有一个叫‘百行征信’的，上了之后就很难再借到款了”黎明解释到。上了百行征信往往意味着贷款人很难再借到下一笔贷款，征信记录多了还会成为“黑户”，成为黑户的白素贞却接到过这样一个电话“黑户也照样可以帮你下款。”

“就是空放，不用抵押没有担保，那时他们（放贷方）要来我家和奶茶店拍照，200块车费还是我出的”白素贞谈起这次经历还有些后怕，“可能是我店铺的生意太差，借款失败了，还好失败了。”

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2月底，监测到互联网金融网站27490个，其中24873个网站存在异常。异常包括网站未备案、虚假宣传、违规运营等等；同时还发现互联网金融仿冒网页4.8万个，受害用户12万人次。超过90%的网站存在异常、仿冒网页数量甚至是正常网站数量的1.7倍。粗略测算，借款人每接触1个正规的平台，就有可能接触1.7个假冒平台。这也就不难理解，像白素贞这样的本就背负沉重还贷压力的债务人，他们为何容易成为“以贷养贷”的受害者。

▌难证之“罪”

尽管“套路贷”的问题已经有了些许进展，但是拿着报警回执单的白素贞并没有轻松多少。她认为她所遭受的软暴力催收问题，仍然无处解决。

笔者通过北大法宝，统计了2009年到2019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涉及“催收”的判例，发现与“软暴力催收”有关的案由是“人格权纠纷”的案例有31例，但是债务人的起诉都无一胜诉。其中有两个案例的法院判决或许能解释为何白素贞的遭遇仍然“无解”。

第一个判决是：“原告主张被告对其构成侵权，应当就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除了通话记录外，白素贞没能出示更多的证据，恰恰很多像她这样的债务人，也因为种种原因难以“承担举证责任”而无法迈出第一步。

另一方面，债务人甚至无法确定催收电话究竟是来自哪家平台。黎明就下载了一个自动回复软件去应对同样是“机器人”的电话催收：“有时候是虚拟号码或者是机器人打来，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哪个平台，我就下载了‘香蕉来电’，让两个机器人互打。”尽管有新近出台的政策“催收一天不得打超过3个电话”限制，但是这种新式的技术，也使得债务人查证催收电话的来源变得无比困难。

第二个判决虽认为在催收还款过程中，被告确实使用了带侮辱性质的字眼，“但事出有因，即债务应当得到清偿。因此，被告并不具备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主观过错，其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主要负责债务纠纷案件的星星律师也认为，几乎所有委托他的债务人都会遇到被骚扰、被爆通讯录的情况，而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问题无法解决，有一段时间黎明就盼着催收上门：“在家等他们上门，刀都准备好了，那时候身败名裂想着和他们一起死。”当她遇到正常的催收时，态度又是截然相反：“有钱花的（催收）很好，我就是卖血也给他还上。”无独有偶，正在努力还债的黄痘痘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有威胁过我爆通讯录，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如果说你爆我的通讯录，这个钱你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罪名”难证，使得这种近乎极端的“双重标准”做法，成为了大多数债务人遇到暴力催收后，最常规的解决办法。

▌打工是一定要打工的

2019年11月14日，黄痘痘在今日头条上发了一个作品，视频中他穿着黑色短袖，在一栋在建的民宅里讲述他打工还债的事情。没想到短短时间内，粉丝就涨到了四千多，后来他又继续分享自己还债的经历，一个视频下面最多有两百多条评论，当然，里面有支持的声音，也有骂声。

2019年7月黄痘痘投资失败，暂时没有能力偿还自己十多万的贷款，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个月。他在后来的视频里也说到，逾期的现实无法逃避，努力赚钱还贷才是正道。于是，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的黄痘痘，去工地做了两个月。“第一次去连一包那种干沙浆，50斤一包，我都扛不动。到现在最少都有300块钱一天，高的时候有900块钱一天。”看似杯水车薪的工资却像一点光亮，照进了黄痘痘的“还贷路”。

事实上对很多债务人来说，负债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或许因为视频里黄痘痘积极的态度，让很多粉丝愿意与他分享负债经历，“两个月的时间我差不多认识700多位负债人。”有这么多粉丝是他意料之外的事，但是相似的经历又使得他能和粉丝们产生“共鸣”，他希望自己能鼓励到更多的人。“曾经最高峰一天有十几个人私信我，说自己有轻生想法。我想以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我负债前负债中的那种落魄、迷茫，到负债后重新振作起来，到对生活的一种追求。”

凭借着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黄痘痘很快建立了QQ群，但是解散的速度似乎更快。因为混进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得不解散两个总共600多人的QQ群。“群里有人鼓励大家去撸714高炮，还有很多打着帮别人重组债务旗号骗钱，甚至还有一些叫人去走私、赌博的。”这种利用债务人心理压力的套路确实也屡见不鲜，笔者尝试在贴吧发帖“负债想上岸”，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防爆通讯录软件、债务重组服务、出国赚钱等等私信，还有声称自己也是债务人，一番哭诉后介绍给你赚钱方法。

在黄痘痘看来，这些套路其实就是一个个陷阱，能够不被亲朋知道欠债情况、能够快速“上岸”，这些都是极大的诱惑“不管你忧虑担心还是不闻不问，欠钱这是你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说只有赚钱工作才是你目前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想鼓励大家走出迷茫，不是鼓励大家越陷越深。”这是黄痘痘在他的视频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由乱到治，该怎么走？

在传统债与债的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是直接涉及的主体。但在现代金融市场的借贷关系中，银行等放贷机构为追回逾期债务人所拖欠的债款，往往会委托第三方提供向逾期债务人进行催告通知的服务，而这便属于催收行业的业务范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催收行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非法网贷、暴力催收等层出不穷的乱象也随近期国家重点整顿的浪潮而成为众矢之的。

在扫黑除恶的重拳出击下，催收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催收行业需不需要管、由谁来管和该如何管的问题也引发行业内外人士的思考与献策。针对我国现存法律并无专门针对催收行业进行规范与保护的现状，不少利益相关方亦相应发声。其中，个别地区的成功治理经验也可为我国未来提供参考和借鉴。

▌放贷、催收与反催收之乱

催收行业的部分乱象，在近年来的媒体报道中多有呈现。打开聚投诉、黑猫投诉等平台搜索“催收”二字，可以看到相当多针对放贷及催收行为的投诉信息。在聚投诉平台上，前后两条投诉信息之间的间隔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投诉信息涉及了名目繁多的借贷方及催收方，除了传统银行之外，还有例如金属管家、360借条与期待合伙人等一众网络贷款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当一部分投诉人的逾期还款理由是疫情期间没有收入可供还款。

2020年2月24号12时，一位名为“彭先生”的用户在聚投诉发起举报称，此前他下载了金鼠管家APP，填写认证资料后该APP界面跳出一个借款窗口，彭先生读完合同返回之后APP便提示已经提交订单且正在下款，彭先生试图取消订单却发现无法取消。半小时之后，彭先生称收到他行来账1540元，金鼠管家APP上则提示彭先生借款3000元。该投诉为集体投诉，此外有134个联名投诉，191个相关投诉，大量用户指控金鼠管家APP存在套路贷、未经同意便强制放款以及砍头息等行为。

除了良莠不齐的放贷方，针对催收方的投诉信息也不胜枚举。而在针对第三方催收公司的投诉中，被投诉的催收手段包括爆通讯录、言语辱骂、威胁上门、机器人批量拨打骚扰电话以及等行为。网名为“白素贞”的债务人向我们反映，她每天接到多达一百多个催收电话的轰炸，尤其是来自捷信、及贷催收的轰炸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她在捷信借款2.5万，到手才1.9万，其中四千元据她透露是被黑中介收走，目前在这笔贷款中她已还款1.3万。对于“白素贞”而言，她面临的是放贷方与催收方双重夹击。

债务人黄痘痘向笔者反映，部分放款机构会通过平安普惠等机构进行担保之后转贷给借款人，其中担保公司会收取中间服务费、保险费和砍头息。据他所述，有人通过向有捷信进行担保的放贷方贷款，对方直接通过微信转账放款，然而三万元的贷款数额，对于借款人而言到手的只有两万三。而这七千块的差价与“白素贞”没到手的四千块钱，正是市面上通常讲的“砍头息”。

对于备受争议的催收行业，笔者咨询了曾经处理过多达两百多件催收案件的李明律师。他向我们表示，在网贷借款或信用卡借款时，借贷人会将亲人好友的信息填写进去，如若联系不到本人或者本人不还款的，催收员联系逾期客户所填写的紧急联系人进行还款告知，这是比较合理的催款方式，而多次电话骚扰干扰正常生活的，最多也只是治安管理处罚。李明律师还指出，类似于跟踪欠款人到上班地点的，则侵犯了隐私权，而如果拘禁欠款人或者多次发放高利贷的，则分别涉嫌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经营罪。

除此之外，“老赖”之间的串联以及对债权方、催收方的“反击”，也逐渐在媒体的进一步披露下浮出水面，在法律边缘不断试探。2020年1月3日，《南方日报》报道了“反催收产业”这一现象。报道指出在国家重点整治催收行业的同时，有一部分逾期未还款的老赖专门在各个网贷平台薅羊毛，通过恶意投诉、假扮弱势群体等方法对抗催收，甚至组成反催收联盟，相互之间分享反催收经验，从而达到恶意逃债的目的。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其中包含恶意透支这一情形，即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老赖在网贷平台薅羊毛和恶意逃债的行为，符合恶意拖欠的主观要件，但当对象是网贷平台而非信用卡时，这一法律条文难免存在惩戒范围的局限性，难以跟进和驾驭借贷关系与金融行业的新态势。打击“反催收产业”显然需要首先堵上法律的漏洞，另外在认定案件是否真正具备恶意拖欠这一主观要件时，也将面临一定的取证困难。

▌“严打”风暴下的独特声音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自2019年3月起，公安部围绕“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顿行动不断升级，与催收有关的网贷平台、大数据爬虫公司等相关方纷纷迎来大规模的清查整肃，催收行业尤其首当其冲。据一名前催收从业者苗姓人士介绍，大约十年前从事催收的时候，曾经非法拘禁债务人并且将债务人家属还款作为释放债务人的条件，而如今这种手段在业界已经消失，曾经的同行如今就连上门催收，最多也只能两人成行。与此同时，针对催收行业的大规模整顿，有关人士对此不免颇有微词。某银行贷后管理部门负责人王总向我们表示，自从2019年的“3·15”晚会央视曝光“714高炮”和暴力催收之后，在基层执行层面的解读上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风向，导致了整个催收行业都受到了冲击。

“我们要承认这个行业是有问题，我们应该用制度、用很多东西去完善它，而不是毁掉它。”某银行贷后管理部门负责人王总认为国家对催收从业人员可以采取备案制等等方式，引导催收行业走向合理合法，而不是一味扼杀，变成一场老赖的狂欢盛宴，“现在变成了欠钱的是大爷，银行是前有万丈悬崖后有地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让银行去放，但是没有一个制度去帮助银行怎么收，这是一个问题。”他尤其指出，国家应该惩戒某些通过虚张自己的债务、放大自己的亏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典型老赖，在征信体系方面首先进行制度完善，如若在此之前先试点个人破产制度，银行业界亦可能对此抱有一种担忧的态度。

其实针对催收行业所面临的非议，此前已有若干人物就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据《今日时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王贵国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加强债务催收行业自律的建议》，提出应当加快成立清收行业的行业协会，并推动催收立法，以此破债务催收行业“污名化”困境，实现阳光化发展。国内催收龙头企业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谭曼与段明先后于2019年4月、12月发表二人合著论文《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的机遇、挑战和治理》与《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论纲》，将我国催收行业现状与立法前景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层次。我们曾因此通过电邮联系王贵国、谭曼二人，但并没有得到回复。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早在上世纪通过制定《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规范催收行为，我国对于催收行业的法律规制尚属空白阶段。

当然也有人认为目前催收行业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对于法律制度不完善的这一说法，主要负责债务纠纷案件的星星律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当前法律对借贷双方已经保护得很好，只是公安部门早前的不作为，使得一些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行为频发，比如套路贷、校园贷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甚至有大学生因为陷入校园贷而自杀的事件发生，而最近两年国家已经在开始管控，非法催收的情况也大量减少。

同时星星律师也认可催收行业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催收行业是促使逾期债务人还款的必要条件。“不通过某些手段，债务人是不可能乖到还钱给你的。对方一定是感觉到压力，才会砸锅卖铁想办法还钱，所以这行业是永远都不能、也不可能去消失。”当然，他也希望催收行为应该保持在合法的边界之内，“相对来说，他要谨慎一点，或者说更规范一点。他不可以闹得很大，去上门去打架、泼油漆，或者有其他严重的后果。”

▌催收自律规范进行时

2019年3月2日，不良资产催收外包产业联盟大会暨中国信用清收协会发起人会议在长沙举行，逾60家信用清收企业达成《湘江共识》，呼吁催收行业自律。而在我们与银行机构接触的过程中，也了解到有银行机构在与催收公司的合作中亦设立了比较完善的自律操作规范。某银行贷后管理部门负责人王总告诉我们，对于准入的催收公司，他们在日常的管理上也会提出一些要求，其中可以分成两个大块和一些细节，第一是学历会有要求，第二是对催收员也会有相应征信要求，避免一些潜在风险。据介绍，2018年该银行内部发行了“逾期贷款委外清收操作指引”，其中对贷后管理部门员工的要求、催收公司的准入机制，以及日常管理、费用结算等方面，制定了相当详细的制度。

笔者了解到，催收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会写明“投资管理、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受金融机构委托对信贷逾期户及信用卡透支户以合法形式进行通知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等内容。据接近银行人士透露，深圳在经营范围的限制规定比较宽松，相比之下部分保守的地区，甚至不允许企业在经营范围内提及“不良资产的通知服务”等字眼。而近期亦有主营公司注册业务的人士向笔者方面透露，深圳目前原则上已经不允许新成立催收公司，“除非走内部关系”。

截止至发稿前，我们仍未能从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到上文中提到的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的相关讯息，由此可见该协会迄今尚未正式成立。而据相关报道，王贵国委员在去年两会提出的建议之一，包括放宽催收行业自律组织行政审批。笔者联系到了深圳市不良资产处置协会秘书长刘晓华，刘秘书长告诉笔者，这是中国第一家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地方性协会。在成立协会的过程中，跨金融法律两大行业的行业内容，让他们在寻求主管单位挂靠时陷入尴尬境地，但凭借深圳地区“敢为天下、先行先试”的精神，他们争取在政法委、司法局、金融局内部形成文件，最终申领牌照，从而形成了政法委、司法局、金融局三个部门共管该协会的局面。据刘晓华秘书长介绍，包括山东省内的青岛、广东省内的佛山以及广西等地也在学习他们的模式，但这对于有些地方的审批部门尚属于比较谨慎的态度。

相比之下，在我国香港地区虽然并无专门针对催收行业的法律条例，但行业协会在催收行业规范领域发挥了较大作用。2001年由香港银行公会及存款公司公会联合发布的《银行营运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中，已经对催收公司提出具体规定。该守则并得到香港金融管理局认可，乃由业内公会自愿发布的非法定守则，其认可机构与其客户交往及向客户提供服务时应遵守本守则。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众查询服务组高级主任潘依廷介绍，香港并没有一个统一监管收数公司的单位，在防止及打击不良收债行为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加强执法及由各监管机构紧密监察有关业界的收债手法等措施，以防止及打击这类行为。另外，潘依廷主任还援引了香港金融管理局2018年的年报，其中显示根据银行涵盖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自我评估的结果，所有认可机构及其附属公司与联营公司均达到全面或接近全面遵守《守则》，并且认为银行业界遵守《银行营运守则》的整体情况保持满意。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在催收行业的治理经验，一定程度上仰赖了公共部门、业界协会与公司主体的三方配合，促进催收行业乃至金融秩序的良性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皮哥、白素贞、小余、黎明、李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