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79年，时任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前身）教授的姚天顺（前排右二）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受访者供图

　　“2013年底我们就陆续遇到了问题，到2015年左右，帐上就已经没什麼钱了。”朱靖波和团队开始为生计奔波，“我们不停的接项目，只要赚钱就幹，很多都是和机器翻译无关的事。”他坦陈，事实上公司已偏离了初心，本想赚了钱再去支撑研发，但没想结果却是技术研发人员疲於在市场上跑项目，研究也停滞了，“公司没有什麼发展可言。”

　　这样苦撑到科大讯飞的500万元进帐，朱靖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所有内部研发项目，压缩成本到极致，全员投入到第三代神经机器翻译技术的研发工作，公司转型为纯研究院。那时公司的核心人员早已所剩无几，他从实验室的研究生中选拔出优秀的充实到队伍中，而他能付得起的仅有每月一两千元的生活补贴，这也几乎成了公司每月的全部支出。他不知道技术何时会成功，市场何时会认可，但“十年我也会等”。

　　“当初的这批人如今已在公司持股了，成为了创业合夥人，是团队的核心。”正是这一次生存之战，让朱靖波慢慢从孤军奋战的境地解脱出来。

　　他发现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依然有同行者──高校和学院无声支持着他的产学研实践，学生抱定信念跟着他伏案埋头。再一次，他维护了导师姚天顺给予团队的嘱讬，“实验室无论什麼时候都不能放弃机器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