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评:三个“太上” 三个“老板”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最后排右三为傅斯年。来源:网络。)
六、“霸”
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最受诟病的也是“霸”。他铮铮铁骨,坦荡狷介,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之陈习,因此获得“傅大炮”、“傅老虎”的雅号。爱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三个“太上” 三个“老板”
“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
老友蒋廷黻调侃傅斯年大包大揽的办事风格,戏封他为“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袁一丹《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由这三个“太上”封号,可知精力旺盛的傅斯年,对蔡元培(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蒋梦麟(北大校长、行政院秘书长)等人的强大影响力,对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的强大影响力。说他是“摄政王”过于拔高,“摄政相”恰如其分。
傅斯年曾因做“太上教育部长”而灰头土脸。1945年9月上旬,他代行教育部职权,在重庆策划筹备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并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可见部长朱家骅对其信任之深、倚赖之重,同时也因树大招风被全国同行痛骂。会后他向俞大綵大吐苦水,从20日正式开会到25日,“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帮骝先(朱家骅)忙,结果我捱许多骂”,“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事由我负责,一次教育会,弄得我成众矢之的。重庆再不可久居矣”。
重庆虽好,终非久居之地。他不知自己才是旋涡的中心,重庆因他而多注目、多是非。他一离开重庆,去代理北大校长,仅开除伪教授一事,又把北平“折腾”得风声水起。
被他开除的伪北大教授,就以“西楚霸王”喻傅斯年。1945年11月7日,容庚在北平《正报》上发表《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幻想傅斯年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直陈“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当然,指望疾恶如仇的“傅老虎”在民族大义上“豁达大度”,无疑是“与虎谋皮”。
抗战前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人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胡适有银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傅斯年有史语所,一手抓美庚款,一手抓英庚款;顾颉刚有名气,擅长办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招揽“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王学斌《大佬也忧伤》)傅老板与顾老板是北大同窗、新文化运动干将,令人惋惜的是,傅、顾还是矛盾不可调和,分道扬镳。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收藏的拟聘用顾颉刚的信件,来源:东方早报。)
鲁迅对顾颉刚成见极深,势同水火,甚至多次进行人身攻击。在私人通信中,以“红鼻”、“鼻公”代称顾;在他的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影射挖苦顾。即将“顾”(顧)字拆分为“雇”(本义为“帮工之鸟”,也是古籍中鸟名)与“頁”(本义为“人头”)。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原创的史学名著,例如一针见血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胡适称赞鲁迅“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致苏雪林信》,1936年12月14日)。顾颉刚却认为,此书涉嫌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告知鲁迅的论敌陈源(笔名陈西滢)。陈如获至宝,1926年1月30日在《晨报副刊·致志摩》中公开披露,指责鲁迅抄袭。
鲁迅极其愤慨,视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2月1日即在《语丝》周刊发表《不是信》公开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离世前曾言“一个都不饶恕”的鲁迅,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在所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重提此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过招,闹了个不欢而散。傅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非把老友顾颉刚招入中大不可,还致信顾称“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日记》,1927年3月1日)。
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和稀泥”,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学生开会的结果就是主张三人皆留。最终是鲁迅负气辞职,1927年9月,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定居。
一山难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排挤走鲁迅后,傅斯年与顾颉刚只共事一年,又因学术分歧交恶。“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顾颉刚日记》,1928年4月篇末之《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1973年7月补记)
顾颉刚还向两人老师胡适诉苦、告状,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倔强地表明,“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顾颉刚《致胡适》,1929年8月20日)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温润谦和、广结善缘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不矫情,当仁不让。
1947年6月20日,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0人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人,在“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见两人性情、为人、处事的差异。结果没有悬念,胡、傅都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还有一个花絮。虽然傅、顾关系恶化,但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依然提名顾颉刚,而且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后;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中,未提名顾颉刚。顾颉刚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2015年12月20日一稿,12月25日二稿,【山水微言·100】。本文为《孟真不朽,则中国不朽、文化不朽!──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德篇》第六部分“霸”第16节。《“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功篇》已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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