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珍.大家】李白唯一真迹现身张伯驹纪念展
“予所收纪念展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于今年上月在故宫武英殿毕展,不少珍贵文物尚处于休眠期,本次展览以复制品替代。而就本次展出的真迹来看,被认为是“李白传世唯一书迹”的《上阳台帖》无疑最受关注。这件国宝如何入藏故宫?而张伯驹又是何许人也?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虽然他颇工于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但最为世人所知的还是这位“民国公子”对收藏的痴迷。由于其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张伯驹也被赞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文献显示,1926年前后,张伯驹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至六十岁,经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
这些藏品中包括,中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晋代陆机《平复帖》和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其余藏品,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等,也都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
张伯驹最初收藏出于爱好;到后来,他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产,亦不改其志。他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其中,以购藏《平复帖》和《游春图》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
《平复帖》本是西晋陆机写给友人的信件,长不足一尺,仅九行草书。帖前有白绢墨笔题签,旁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先后三次向溥心畲求购《平复帖》,最终以四万大洋成交。为不使之流失海外,张伯驹甚至将《平复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
《游春图》传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画面题签为宋徽宗所书,自宋代以来流传有序。民国初年,此画落入古董商马霁川之手。
马霁川要价八百两黄金,后经好友出面洽商,最终以二百两黄金谈定。张伯驹只好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余亩的房院出售,但金额依然不够。交易过程中,马霁川以黄金成色不对为由,又追加二十两黄金。最终经友人斡旋,画卷归张伯驹所有,不足的金额分期再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未再支付。
而就本次展出的真迹来看,被认为是“李白传世唯一书迹”的《上阳台帖》无疑最受关注。
该作草书5行,共25字。引首为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赵孟坚、贾似道、清内府、张伯驹等鉴藏印,可谓流传有序。
在故宫官方微博的介绍中,这件作品被评价为“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
李白《上阳台帖》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
李白唯一传世墨迹《上阳台帖》,是原本。要不然,宋以前的名人真迹就成空缺了。
当然,此卷是否为李白所书还存在争议。
张伯驹先生认为笔意高古;启功先生认为有李白题款,有宋徽宗鉴赏的题签、题跋,且与李白豪迈之风相符,鉴定为李白真迹。徐邦达先生则认为此帖较为粗率,用笔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鉴定为宋人伪作。
帖的内容是一首四言诗:
山高水长
物象千万
非有老笔
清壮可穷
山高水长
物象千万
非有老笔
清壮可穷
引首“青莲翰逸”与帖后释文为乾隆所题。
关于瘦金体题跋,个人认为水准与徽宗有一定差距。若说是徽宗“迷弟”——金章宗完颜璟的手笔倒很有可能。
蔡襄《自书纸卷》也是原件呦,而且玻璃罩很矮,可以近距离膜拜,看周边没人,便不能自已地各种角度拍起照来。
张伯驹晚年最后一件国宝级文物
此次纪念展是由故宫博物院与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共同举办。
这幅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就来自吉林省博物院,对于张伯驹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958年,宝古斋在东北收得此画卷,故宫博物院没有购留,张伯驹便收了来。
1961年,在副总理陈毅的帮助下,带着右派帽子的张伯驹与夫人潘素被邀请到吉林工作,张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潘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教师。《百花图》是伴随张先生晚年的最后一件国宝级文物,时常展开观赏,可以说是苦闷生活中的一大精神慰藉。
其间,为了丰富馆藏,张伯驹捐赠了元代仇远《自书诗卷》、宋代赵伯骕《白云仙峤图》、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
他主持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时遇到了难题——唯独缺少宋代真迹。张伯驹最终忍痛割爱,将带在身边的《百花图》留在吉林。
此卷为绢本,无款,绘制有荷花、蕙兰、蜀葵等十七段。“画笔纤细精丽,花卉为马麟体,山水一段为马远体。书法娟秀工整,为宋高宗体。”(张伯驹《春游琐谈》)
画卷前段下方小字题“四月八日”,考宋代史料所载,为南宋理宗赵昀的皇后谢道清的生日,故知此卷应为谢道清祝寿所作。
该卷用绢质地柔软,质量上乘,不像明清以来用胶矾加工的熟绢那样脆而燥。画面采用双钩填色,花头背面染以白色衬托,显得厚重突出,正面叶用植物色,因植物色年久易变浅,尤其藤黄褪色最早,故而色显得偏蓝。整体植物色变浅,导致轮廓墨线比较明显。
《王蜀宫妓图》与“二王帖”一同购得
此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状’”“绢素洁白,气色鲜妍,人面傅粉用唐三白法。右上首自题诗并题语,书画俱为精绝。”(张伯驹《丛碧书画录》)
在溥仪寓居天津张园时,将《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贴》和《伯远帖》卖予收藏家郭世五(原是袁世凯差官),郭企图转手渔利,便邀来了张伯驹。张恐国宝流失海外,最终议定,二帖与《上阳台帖》、唐寅《王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议价20万银元,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
不过,“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未能支付,张伯驹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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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吴琚《杂书诗卷》
吴琚,字居父,寡嗜好,日临钟、王帖以自娱。此卷以行、草书杂录前人诗句共十则,裱为六段。
点划精意且多变化,极似米芾书体,然圆熟婉转,欹正互补,与米书紧结险峻之风自有不同。
“吴氏学米书,殆可乱真。此卷尤得米书神髓,故曹溶直以为米书,然世传米书尚多,吴书却罕观。”(《从不书画录》)
南宋赵伯骕(传)《白云仙峤图》
赵伯骕,字希远,宋朝宗室,太祖七世孙。
该图绢本,青绿设色,画题小字款“伯骕”。画面建筑以界画手法描绘,严谨工细。张伯驹先生认为此作为“南宋匠画,而后人题伯骕款,跋与印章亦似为元人一手所为者。”(《丛碧书画录》)
明曾鲸《侯朝宗像》轴
曾鲸,字波臣,福建莆田人。他在中国传统绘画基础上,借鉴西方光影因素,融合进自己的肖像画创作中,对后世影响巨大。
该图作于崇祯乙亥,即1635年,曾鲸时年71岁。图中描绘的是明末名士侯朝宗(《桃花扇》中男主人公)。
“图写长江茫茫,远山一线,近岸芙蓉芦荻,江中一扁舟,长髻奴拨棹,壮悔(指侯朝宗)儒服乌巾,倚钓竿,抚长剑,年少翩翩。”(《丛碧书画录》)
人像在面部描写上,染出五官凹凸感,衣纹仍然保留传统的线描方法,施以淡淡的晕染。
唐人《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残册
书法用笔清劲,结体端庄,没有敦煌写经常见用笔习气,轻灵处似《灵飞经》,敦厚处见《多宝塔》。
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
由魏征撰文,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今石尚存,但剜凿过多,已非原貌,传世最佳拓本为宋拓本,流传绝少,诚属难得。
明来复 《赠友人行草诗》轴
来复,万历四十四年进士。
本幅作品草书自作诗“金钿宝靥晓妆齐,乐事新移大第西。凋关忽闻去外语,三春已自听黄鹂。”一挥而就,透露出一种潇洒与大气。
清陈洪绶行书《六言对联》
陈洪绶,号老莲。画作富有装饰味,格调高古。关于他的书法,后人评云:老莲书法本褚河南,参以米襄阳,而实运以己意,便如天女散花,不可思议。
此件对联结字欹侧而偏长,率意中见性情,面目独立而矫矫不群。
本次展览中,自吉林省博物院借展的14件(套)文物均为原作。张伯驹1962年前后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任副馆长。
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馆员张磊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张伯驹奠定了吉林省博物院的书画收藏基础。“他在离开吉林省之后,把身边最后的一批文物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院。”
2013年,单霁翔曾撰文表示,今天这些藏品能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对于张伯驹的贡献,故宫博物院一直感念于心”。
“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这位一生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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