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地处广义中原地区，为“夏墟”之所在。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开展汾水流域考古调查，并选择夏县西阴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开启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工作之先声。此后，不少历史、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晋南留下学术印迹。尤其是1949年以来，数代学者通过大量考古工作和研究，构建起了晋南地区较为完备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并对族属与都邑、聚落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不少与传说时代的尧舜密切相关，为进一步探索与之相关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集中分布的中型墓

目前已在晋南发现500余处龙山聚落，说明在龙山时代，这一区域的人口十分稠密。这些聚落按面积可以分为3-4个层级，包括数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中心聚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心聚落，以及面积更小的小型聚落等。面积大的聚落数量少，反之亦然。超大型中心聚落拥有更多的人口规模，更高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统辖着一定区域内的大、中、小型聚落。目前所知，这样的超级聚落有两处，一处是著名的襄汾陶寺遗址，另一处是近年发现的绛县周家庄遗址。

陶窑

陶寺遗址已为学界熟知。其在陶寺文化中期急剧扩大至近500万平方米，并且出现了城壕，壕内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并有大型建筑、贵族墓葬分布其中。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高等级遗物，如铜器、玉器等，显示出极高的发展水平，成了晋南地区的一处超级聚落。有学者通过分析陶寺遗址的内涵，结合区域聚落形态，指出陶寺遗址在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及至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遭受重创，大型建筑被毁弃，大墓遭到盗扰，已是一片衰败的景象。恰在这一时期，位于陶寺东南直线距离约40千米的周家庄遗址兴盛起来。

周家庄遗址范围及环壕位置图

周家庄遗址位于绛县横水镇周家庄与崔村之间，地处运城盆地东北部、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北靠紫金山，南临涑水河，河对岸又有中条山为其天然屏障；向东扼守轵关陉之咽喉，向北经紫金山东侧可达临汾盆地，向西沿涑水河可抵河东盐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地表遗存分布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其中以龙山期遗存最为丰富，地表遗存分布面积达450余万平方米。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开展运城盆地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并进行了试掘。2007至2017年，在前期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三家单位联合组队，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周家庄遗址龙山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陶寺文化接近，可以分为早、晚二期，分别与陶寺文化中、晚期大体相当，修正了陶寺文化只局限于临汾盆地，而运城盆地属于三里桥文化的分布范围的认识。结合以往调查材料，可以确知运城盆地（至少北部）仍应属陶寺文化分布之范围。

东环壕解剖发掘现场

发现并确认了龙山时期环绕遗址的大型环壕。目前所见的环壕包括东、北、西三个部分，东环壕略呈东南-西北走向，起于遗址东南部，向北延伸约2200米，在遗址东北部连结北环壕。其南部仅见内侧的大沟，从中部开始，出现了外侧的小沟。大沟一般宽10米左右，深约7米；小沟一般宽约4米，深2-3米。北环壕略呈东北-西南走向，起于遗址东北部，向西延伸1300米后，与今天看到的大型自然冲沟相连。北部环壕包含内、外两重。内侧的大沟宽12、深约6米，外侧的小沟与东部环壕所见者形制相若。东、北部环壕的内、外两沟的走向基本一致，近乎平行，间距30-40米，显是人工设计、挖掘所致。西环壕与东环壕近乎平行，起于遗址西北部的自然冲沟，之后向南延伸，目前已见长度约500米，形制与东部环壕的内侧大沟基本一致。

人工环壕与自然冲沟环绕于周家庄遗址龙山期聚落周围，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暂缺南部壕沟），环壕内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参考其中的堆积情况及出土物，可确定大型环壕形成于陶寺文化晚期，是该聚落发展到兴盛时期的产物，兼具抵御外敌与防御洪水的功能。

通过勘探与发掘工作，我们对遗址的堆积结构有了一定认识，发现其中存在多处相对独立的居址与墓地，并选择其中几处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取了丰富的遗迹与遗物，对遗址的聚落结构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以遗址中南部存在一处房址与墓葬集中分布区为代表介绍如下。

集中分布的瓮棺葬

我们在该区域发掘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揭露出大量龙山期遗存，其中包括灰坑、房址（30余座）、陶窑（10余座）、墓葬（300余座）等。经初步分析，可知该区域在早期是与生产陶器关系密切的居址。及至晚期，这里的居址废弃，成了一片比较单纯的墓地。所见墓葬包括竖穴土坑墓与瓮棺葬两类，大都为东北—西南向，均成排、成组分布，相互间少见叠压打破关系，显是事先规划所致，说明当时存在专职管理墓地的机构。在此处墓地之中，瓮棺葬居于中部，被土坑墓环绕，排列方式独具特色。依墓室面积差异，可将土坑墓分为大、中、小型。其中小型墓数量最多，中型墓次之，大型墓仅一座。所有墓葬几乎都不见随葬品。小型墓规模均较小，仅能容身，少有葬具痕迹；中型墓多长2、宽1.2米左右，一般可见葬具朽痕。如此墓葬规模差异，显示出周家庄龙山社会存在清晰的等级差异，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

从聚落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周家庄早期聚落的分布范围并不大，主要限于遗址中南部地区。至晚期阶段，遗址范围急剧扩大，向北扩展至崔村及左近区域，地表遗存分布范围超过400万平方米。象征着公共权力的大型环壕也在晚期形成，标志着周家庄遗址成了一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内部存在的多处设施完备，且相对独立的居住生活区或墓地，表明其中同时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生活在不同区域，形成聚群而居、聚群而葬的格局。这些较为完备的功能区共同构成了周家庄遗址。

囿于有限的工作，我们尚未找到遗址中心区。但大型公共工程（环壕）的存在，规划有序的聚落形态，以及零星玉器、铜器等高规格遗物的发现，使我们相信周家庄遗址必然存在一个权力中心，管理着这个庞大的聚落。不仅如此，在陶寺文化晚期阶段，周家庄与其周边的中小聚落也应存在统辖与被统辖的关系。戴向明先生认为，运城盆地东部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可能均被周家庄聚落纳入统一的政治实体当中，统辖范围至少有1500平方公里。另需注意的是，在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已然衰落，而位于临汾盆地南部，地处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陶寺文化时期聚落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成为当时临汾盆地最大的聚落。但相比之下，方城-南石遗址的规模尚不及同时期周家庄遗址的一半。这一时期，周家庄聚落的影响力应该波及了其北部的临汾盆地，成了目前所知晋南地区陶寺文化晚期首屈一指的超级中心聚落。

先秦及稍晚的文献中，可见关于尧舜等人物及相关史事的记载。学界一般将之视为传说时代。不少学者以为尧舜确有其人，加之史籍所载尧舜活动区域多在晋南地区，故将晋南视为探寻尧舜史迹的重要区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陶寺遗址不断涌现的重要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因其属早于夏代的超级中心聚落，且位于古平阳之地，还发现了朱书文字等重要遗物，不少学者将之视为尧都平阳之所在。

古代文献对帝舜活动地望的记载，多指向运城地区。如舜耕于历山，都于蒲阪。历山一般认为在今垣曲；蒲阪一般认为在今永济及周边地区。但两地均未发现与陶寺规模相当且时代稍晚的大型中心聚落。倒是位于二者之间的周家庄遗址符合上述条件。如此背景下，不能完全排除周家庄遗址为舜都所在的可能性。

因此，进一步推进周家庄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对于探索古史传说当中的尧舜时代十分有益。不管最后能否证实尧舜实有其人，通过扎实的考古工作，以及新的发现与研究，将不断更新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的认识，为充实和完善我国的早期历史、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更多实物资料与研究成果，具有十分积极的学术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 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