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下午，“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活动第七场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展。本次活动邀请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做演讲，他与北大师生分享了他的文学经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里，莫言一直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个开拓者。《红高粱家族》这部代表作开始，莫言就以粗犷凌厉的笔触和野性放纵的生命力唤醒了一种新的民族历史，显著不同于1949年以来的革命历史小说。此后，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酒国》也是在新历史主义的命题下发展开来的。但莫言强调他并不完全否定革命文学、“红色经典”。

“我也是读着‘红色经典’长大的，那个时代的作者其实很有才华和生活积累，但是他们只有在时代允许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历史的书写，所以在后人看来，那个时期的文学有种种弊病。”说到这里，莫言深情的回忆了少年时期所读的小说：“《苦菜花》是一部让人至今难忘的小说，他的写作既符合时代规格又尽可能拓展一些历史话语之外的东西。我想《红高梁家族》这样的作品，与其说受拉美魔幻主义这些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红色经典’的影响。”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后来它被张艺谋导演改编为电影而红极一时。莫言在提到这篇成名之作的创作动机时很直率的说：“我想写一部与所有写过的抗日战争不同的小说。”随即他着重叙说了自己是如何让小说“不同”起来。

“首先我不把战争当做唯一目的，写作不是为了再现战争。虽然我对战争的场面、细节也会工笔细描，但是我最终想表现是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命运、情感和心理变化，从而塑造出我想要的人物。”

“过去的历史小说都是站在阶级立场（革命军队的立场）上写成的，反映的只能是一部分的历史。而我想作家应该在超阶级的立场上去处理题材和人物，真实、客观地考察历史过程，尤其是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写民间立场和个人情感的历史。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经济、政治的斗争，其实都是服从感情斗争的，因此我想写一部人的感情的历史。当然，三十年来很多作家在历史题材小说的写作上和我走的是同一条路，可以说这些民间立场的历史既否定又弥补了官方历史的空白。”

在写作《檀香刑》时，莫言将历史的前沿推到清末，到民国初年，但他认为透过历史的背景，他写的仍然是当代的人，共通处就是每个人内心的“看客”记忆。鲁迅的“看客文化”对于《檀香刑》的写作有深刻的影响,使得小说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说到这，莫言先生带着忧虑和愧意回忆了文革时期的自己，他明确的表示，小说里的“看客”记忆在文革这段历史中有最极端的表现。面对当代社会中一些文革式的强制话语权现象，他严肃的说：“我看到文革时旧的行为方式改头换面得以重演，因此我们必须不断的温习历史，尤其是作家在写作时要以现代视点来写历史，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新作品。”

接下来，莫言谈到了“文学经验”中的语言。“影响作家语言的因素很复杂，未成为作家以前的所有生活经验都会影响他之后的文学语言。古典小说、‘红色经典’、唐诗宋词这些都是我语言中的元素。我特别喜欢元曲一韵到底的气势，在我的小说里这样的句子也多有出现。”

莫言又指出了我们的语言体系是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并行存在的。而文革时期正是官方语言发展的最极端的时期，像《酒国》这样的作品就反映了很多文革式的官方语言。但莫言最钟情的莫过于民间语言了，“民间语言非常丰富、生动，语法上变化较少，但词汇变化很多，有大量巧妙的比喻，”莫言很诚恳的表示：“我的小说语言最大得益于民间语言。”但是他也坦言几十年前的自己是贴近民间的，但是现在已经难以那样亲近民间百姓了，“面临着写作语言和积累减少，作家要保持生命力，有新的创作气象，就需要不断地与百姓接触，吸收民间的语言材料。在写作《檀香刑》时我就吸收了老家山东高密民间戏曲的语言。”

在莫言真挚地和听众分享了他的“文学经验”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许金龙就他研究的大江健三郎对作家莫言的评价做了简短的演说，随后80后青年作家代表人物张悦然女士也谈到了自己对莫言老师尊敬又感激的感情。她认为莫言是老一辈作家中尤其关注和爱护青年作家朋友的一位，而她对莫言作品的感受更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80后青年作家对老一辈作家诚恳又信服的态度。“莫言的作品让人对事物有最感性最本质的直面感受，好像把读者逼到墙角，又让自己不觉交付出内心全部的感情，充满了热情和冲动。读莫言的小说常常让我有写作的欲望。”

嘉宾发言结束后，现场进入了热烈的提问环节。随后，陈晓明教授代表中文系和“我们”文学社向莫言赠送了“中国作家北大行”的纪念海报。

莫言：原名管谟业，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1982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处女作《春雨夜霏霏》。1984年秋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注意。其代表作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其中《红高粱家族》经由张艺谋导演编成电影《红高粱》，红极一时。

编辑：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