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与之巧合的是，这一年3月，胡锦矗教授率队，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创建了第一个大熊猫野外观察站“五一棚”。此前，根据胡锦矗等长达4年的野外调查，弄清了占中国大熊猫数量四分之三的四川大熊猫艰难的生存状态。

        1980年，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研究大熊猫，乔治.夏勒作为WWF的首席专家来到中国。从都江堰前往卧龙，一路上看到岷江上满是漂木，夏勒问道：“森林都砍光了，熊猫怎么活？”

乔治.夏勒与大熊猫

        中外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合作，其重要成果是撰写《卧龙的熊猫》这一部有关大熊猫生物生态学的，最具权威性的专著。WWF还出资在卧龙建立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那时，中国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夏勒遇到太多的不愉快的事。他写了一部世界畅销书，以优美的文笔描绘了大熊猫及栖息的山林之美，同时对熊猫的命运深感忧虑，书名《最后的大熊猫》。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对长江上游的森林工业局发出禁伐令，还划出大片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大熊猫栖息地。这被称之为“就地保护”。同时，投入巨大的力量突破人工繁育大熊猫的“发情配种难、怀孕难、育幼难”，即所谓“三难”，实施“迁地保护”。从卧龙的核桃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到成都的斧头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不断传来熊猫妈妈成功产崽的喜讯。回顾80年代，一年能产一、二幼崽，已经很不容易，进入新世纪，每年都有数只、数十只幼崽降生。截至2018年，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达到548只。“迁地保护”取得成功之后，马不停蹄地实施“野放计划”，给那些孤岛分布的种群，送去能适应野外生活的“种子选手”，让种群复壮，实现整个大熊猫家族的复兴。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奠基现场

        真是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科研人员能够充分了解、学习、消化、利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从“五一棚”时期，利用无线电跟踪技术到现今的野外调查使用的GPS加电脑，以及普遍安置红外触发相机，使野外的材料收集，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人工繁育大熊猫方面，先进的采精技术、冷冻精液技术，以及DNA测试、微卫星跟踪、激素水平测试等，为繁育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可以满怀自信心地说，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熊猫繁育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在中国本土取得成果，还帮助了生活在境外的大熊猫生儿育女，受到各国粉丝的热烈欢迎。

        1963年，中国仅有四川的卧龙和王朗两个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到2014年，中国已经拥有67个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如今，中国又向世界展示出2.7万平方公里，涵盖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宏图，真是“当惊世界殊”！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图

        2017年，年过八旬的夏勒博士，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立30周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从上世纪80年代，我见证了中国的大熊猫保护、科研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在动物保护工作中所做出的成果，堪称世界的典范！”（作者 谭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