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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加强隋唐王朝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段是隋唐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聚集地和突出代表。在后申遗时代，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背景下，活化洛阳运河遗产，弘扬千年运河文化，对彰显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1、四方辐辏运河中枢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炀帝继位，下令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并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余杭的隋唐大运河。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杜佑：《通典》卷10《漕运》），同年八月完工。随后，隋炀帝又疏通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大业六年（610），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竣工。
大运河的贯通，加强了隋唐王朝的集权统治。作为隋唐的都城，长安偏居西北，虽然有防御上的优势，却无法实现对太行山以东和江南地区的掌控，一旦发生变乱则鞭长莫及。洛阳本有“天下之中”的地理优越性，东都营建与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隋唐王朝军事的调度及物资的分配，加强了对全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治。同时，魏晋南北朝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迅速较快，大量的租税、绢帛及物产得以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洛阳与长安，对隋唐尤其是唐王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得贯通全国南北的大规模水运成为可能。与陆运相比，水运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缩短了货物运输的时间，促进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日休：《皮子文薮》卷4,《汴河铭》）大运河的开通本为政府调剂粮食所需，却间接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
大运河使洛阳城市经济进一步繁荣。每年有大量来自河南、河北以及东南地区的租税和丝绸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输到洛阳，使洛阳城成为当时全国商品交易的中心，成为重要的粮食布帛贮藏地、瓷器集散地和茶叶转输地。洛水南北相继出现的丰都、通远、大同等三个商业区，均具有一定的规模，市场由专门机构和严格的制度加以管理，商品交易种类繁多。由含嘉仓的建成和使用带来的粮食运输的需要，洛阳城新潭一带逐渐兴起了新的商业区。《元河南志》中记载：“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
大运河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从南北朝分立时起，南北方之间的交流仅通过官方层面的聘使以及民间的商旅、僧人往来，其沟通受到很大限制。而隋代的统一、大运河的开凿则改变了相对隔离的南北交通，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以及江南的文化连接起来，再也没有了庾信“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庾信：《寄王琳》）的喟叹，促进了中国南北方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大运河使洛阳成为运河厚重历史文化的载体。隋唐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更是一部厚重的史诗，一座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库。作为隋唐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聚集地和突出代表，隋唐洛阳城承载着千年运河的厚重历史文化资源，运河文物遗存极为丰富。如在洛阳发现的回洛仓、含嘉仓遗址，是隋唐时期漕运贸易发达的历史见证，为研究当时粮食储存、保管以及仓储管理方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大运河沿岸洛阳段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瓷器、钱币和木船残片，是研究隋唐时期造船技术、钱币铸造、瓷器生产的重要史料，不仅折射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还印证了大运河文化线路昔日的繁荣与辉煌。对洛阳段众多的沿岸古迹、遗存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必将为研究隋唐社会经济、运河沿岸的民俗风情、漕运情况提供重要资料。
2、多元汇聚文明开放
大运河洛阳段的开通，使“洛水贯都”成为古代城市格局的典范。大运河因为营建洛阳城而开凿，洛阳城又因为大运河的开凿而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洛阳城与大运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洛水贯都”是两项工程的重要结合点，洛水穿城而过，经洛口（今河南巩义）汇入黄河，由黄河与大运河相连。隋唐洛阳城以洛水为轴线，100多个里坊分列两侧，布局有序，规模宏大，代表了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洛水贯都”使得洛阳城市建设与大运河运输成为一体，城内水运和城外运河有机结合，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城市格局与物流能力有机结合的典范。
大运河使洛阳城形成了多元开放的城市品格。这种品格不仅体现在国内不同地区人员、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交易与交融上，同样体现在国际交流上。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了当时东西南北交通主干道的中心枢纽，同时联结着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使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通过大运河北达北京，南达扬州和杭州，西可达西安，扬州和杭州通过海路联结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西安再向西连通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洛阳不仅是隋唐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交流的中心，处于“一带一路”的中心位置，成为了当时独具一格的国际性大都市。
洛阳是西域胡人东来的目的地和聚居地，城内中外客商云集。隋炀帝曾在东都洛阳大规模招待四方的使臣和宾客，并在东、南、北三市举办大型的商品交流活动，反映了洛阳丝路贸易的繁盛。胡人不仅带来了西域的物产，也将大量经运河汇集于洛阳的江南物资转运到西域。洛阳通过大运河也加强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交流和贸易往来，向东可达朝鲜半岛、日本，向南可达东南亚、南亚。
同样，多国使者、商人把海外物产、异域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直接输送到了洛阳。据统计，这一时期仅日本来中国的“遣唐使”就多达19次，其中明确记载到洛阳的有13次。每次多则五六百人，少则二三百人，持续时间长达200余年。日本的京都有大量以隋唐洛阳城命名的地名遗留。一千多年来，京都一直被称为洛阳城。即使在今天，“来京都”也被日本人称作是“入洛”，“去京都”称作是“上洛”。京都的地名、公交站点、学校、医院等，以洛阳开头命名的很多。京都的东南西北中五个部分，也被习惯地称为“洛东”“洛南”“洛西”“洛北”和“洛中”，都折射出隋唐洛阳城国际影响力。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枢，在隋唐五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洛阳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万里茶道等四条走廊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隋唐大运河和“一带一路”的开通，使四海归一，同时把地中海周边、中亚文化、东亚东南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连接了起来，赋予了洛阳多元汇聚、文明开放的城市品格，将之铸就成为世界著名古都和千年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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