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窟的《帝王图》（敦煌研究院供图）

从《帝王图》开始

我对第220窟最早的认知，来自于那个《帝王图》。身着黑红色华服，头戴冕冠，一副器宇轩昂的王者派头，和初唐大画家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晋武帝司马炎形象几乎一模一样。然而，阎立本的原作已经失传，现传宋代摹本的《历代帝王图》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在国内看不到阎氏帝王图，在敦煌却可以看到它的翻版，而且是唐代同时期的，并非几百年后的宋本，这太让人兴奋了。

走进220窟时，还顾不上去寻找帝王像，就先被南北通壁的经变画吸引了。事实上，如果是第一次走进这个窟，没有专业人员带领的话，怕是要花不少时间才能找到这个帝王。

与前代相比，初唐的覆斗顶窟面积已大得多，四面壁画有些脱落，斑斑驳驳的，在冷光手电筒的引导下，大面积清丽的石绿色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各个佛教人物形象也一一显现，但形象依旧有些模糊，需要仔细辨认。仰头看，四披绘满了小千佛，个个清晰而色彩鲜艳，像是刚画不久的，与四壁斑驳的面貌完全不同。

从藻井沿着东坡左侧向下看，在东壁的左下角，就是我要找的帝王像。人物大概四五十厘米高，若是单看，的确威严又颇有风度，可放在整壁中，就显得不那么起眼了。他与身边的侍从、国外使者们只是这一壁佛教故事中的配角——普贤菩萨和维摩诘辩论的聆听者。如此看来，在佛教经变画中，世俗中人与宗教人物的地位便立分高下了。

沿着帝王像向上移动视线，在东壁的右上角，隐藏着这个洞窟最特别的秘密——一处残存的“双层壁画”截面。所谓双层，是指后代壁画覆盖在前代壁画上，形成了明显的年代分层。在其他洞窟里，甚至出现了三四层的叠加壁画。在很长时间中，220窟里是满壁等大的千佛，就和现在的窟顶上一样，绘于宋代，艺术和历史价值都不算很高。

1944年，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窦占彪剥去了四壁的千佛壁画，隐藏在下面的初唐时期绘画显露出来，将这个洞窟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因此，现在220窟内顶与四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是唐与宋两个时代的对照。

220窟的翟奉达家族供养像（敦煌研究院供图）

这是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最钟爱的一个洞窟。上世纪80年代初，20多岁的张先堂来到敦煌开始做研究。如今他回想起第一次看到220窟时，对色彩的记忆仍是最深刻的，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他逐渐将关注重心从文献转向图像，起初他以研究敦煌文学为主，后来则侧重于对供养人图像的研究。张先堂在220窟倾注了最多心血，虽然在其他洞窟中也有不少这种“双层壁画”，但他始终把220窟当作一个奇迹。

为什么特殊呢？其他洞窟的双层壁画，一旦揭取掉表层，下面那层通常是破损不堪的，张先堂解释道：“因为这是一种工艺需求——覆盖之前的壁画，通常要把表面砍得坑坑洼洼，让墙面有摩擦力，称为‘砍毛’。如果表面很光滑的话，覆盖上去的泥层就粘不住，很容易脱落。古人在覆盖前代人绘画的时候，很少会去考虑是否破坏了前代的遗迹。”但220窟是个奇迹，底层的壁画保存得特别好，“宋代那层就像个保护罩一样，把初唐的东西封存在里面一千年。揭取掉表面时，底层并没有太大的损毁，色彩还是那么动人，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初唐绘画的面貌，也才能看到这个生动的帝王像”。

当表层的宋代壁画被揭下来后，西壁龛下露出了初唐题的“翟家窟”字样——这个窟的第二个秘密，引出一段唐代家族史。

翟家是敦煌的大户，出资修建了220窟，也就是这个窟的供养人。供养人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忽略供养人，只去看壁画的风格流变和所画的佛教故事，往往都只是从“结果”出发去理解，而供养人是整个洞窟开凿“起因”的一部分，也是窥探当时社会现状的一个切口，理解莫高窟更现实和世俗的一个视角。那么翟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家族？敦煌与长安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当时开窟存在一种怎样的组织形式？这背后或许串联着整个唐代的绘画传播网，以及这个洞窟营造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