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幅《观音造像》作于1942年，为大千人物造像转形期，早年古典娟秀的面相，渐加了风姿韵味的丰腴意态，表现于面貌和肢体动作上。而衣纹之处理及勇于用色，亦开展了大千仕女画的另一高峰。此画亦有别于其它敦煌画作，农历九月十九为观音诞，大千诚心于此日为观音造像，并特意落款敬题，足见他对作品的看重，大千曾作百日和尚，对佛学素有研习。

此幅作品创作于1942年，为张大千临摹莫高窟中唐代佛教观音像，与其来敦煌之前人物画风形成鲜明区别。来敦煌之前，张大千人物画为明清人之面貌，施线细谨，设色淡雅，人物为羸弱清高之态，该幅画作菩萨开相端庄安详；造型华贵高古，体态丰盈婀娜，比例恰当，法像庄严，运用白描法，线条劲健有力，刚中带柔，富有弹性，笔墨交待极为清晰，毫不含糊，格调清雅，尽具盛唐遗风。故而，该作为张大千临敦煌佛像绘画中的经典之作，极为难得。

《观音大士》作於1941年，画面人物神态安祥，与盛唐的造像形神兼备。从线条上看，该画线条清秀绝伦且刚劲有力。画人物、佛像、最重要的是线条，只有书画皆精的力，才能将线条勾画得如些精妙。大千诗、书、画皆长的功夫，以及在敦煌的实际体验和临摹，使他的线条运用更为成熟，更有张力，张大千对人物的设色十分讲究。张大千专门从西藏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用来临摹敦煌壁画、力求与敦煌的原作保持一致性。该画色泽鲜明富丽堂皇，从人物形象上看，唐人观世音菩萨体态丰满，配饰和衣著轻盈华丽。给人以一种太平、安乐、富贵之感。

此作采用工笔重彩画法，画风清丽淡雅，设色取敦煌古彩，用色沉稳，晕淡勾染，皆得妙处，用笔遒劲飘逸，线条洒脱，表现出观音大士神态安闲妙法莲花之象。

《观世音菩萨》作于1946年的成都，正是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历代壁画返川后的佛像艺术精品。历经三年的壁画临摹，使其画风尤其是人物形象为之一变，深得古代壁画线描之空灵明快，赋色之辉煌灿烂，气度之高华超迈，笔力之丰厚浓重。他笔下的人物气息愈加高古，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图中“观世音菩萨”极富敦煌石窟造像特点，尽具盛唐遗风，开相曼妙、端庄、安详、娴静；造型雍容、华贵、高古；色彩浓艳、雅致、鲜靓；线条端穆、精妙，格调清雅，皆为前人所未能梦见，一洗近世画坛流滑孱弱之习气。开卷观之，“五百年来一大千”独具的富贵气象扑面而来，让人自当顶礼膜拜。

这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中最精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与国家一级文物四川省博收藏的《初唐观音图》很相似。张大千临摹的276幅敦煌壁画，目前有70多幅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180多幅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这批画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张大千家人捐赠的，同时捐献的还有上百幅临摹壁画手稿。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是他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折点，长达2年7个月的临摹，影响了张大千中、晚期的画风，也奠定他作为一代大师的基础，同时他也找到了开拓中国画新境界的突破口。

《临敦煌漠高窟唐人观世音造像》作于1948年12月，画面人物栩栩如生，神态安详。从线条上看，该画线条和谐且刚劲有力，劲秀绝伦。该画色泽鲜亮，富丽堂皇，卓显唐代的昌盛。从人物形象上看，唐人观世音菩萨体态丰满，配饰和衣着轻盈华丽，神态安详。这又是和唐朝的昌盛息息相关。在敦煌壁画里，唐朝的人物和北魏的清瘦之相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太平盛世让人们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该画给人一种太平、安乐之感。

此幅《观音菩萨像》为张氏佛像绘画的代表风格。张氏敦煌深造归来。临摹敦煌佛教壁画，大有心得，仕女画风格一改前观之际。去敦煌之前，张氏的仕女、佛像画风格遵循清代之一贯风格，人物瓜子开脸，溜肩，笔头间以孱弱病态为美。去敦煌面壁之后，画风一改清代仕女画孱弱之风，人物开脸趋近于敦煌壁画风格，细眼窄眉，圆脸丰腰，开创了仕女画的先河。此作表现了张氏四十年代仕女画的代表风格，是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