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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社社刊《五四文学报》总第16期

一

20世纪80年代，师生互动很多，师大的老师都乐于参加学生的校园活动。在我的记忆中，中文系最多的活动便是文学社的，有办讲座、编刊物，还有诗歌朗诵会、戏剧演出，等等。

编辑、出版刊物是文学社存在的基本标志。最初师大有两个学生文学社，一名“摇篮文学社”，归校团委和校学生会主管，社员来自全校各系；一名“五四文学社”，由中文系团总支和系学生会管理，社员也就是本系同学。其实摇篮文学社的骨干也多半是中文系的文学小青年，两个文学社的缘起没人追问过，也没听人谈起过它们并存背后的是非，估计也就是组成群体的差异吧。文学社通常不定期编印刊物和报纸，例如五四文学社有一份16开的刊物《双桅船》，由启功先生题写刊名，三色胶印封面，铅字排印，在当时已经是“高大上”的出版物了。经过我们这一级的努力，摇篮文学社与五四文学社合二为一了，同时出版《双桅船》和《五四文学报》。1985级的吴文健（伊沙）、徐江、衡晓帆（侯马）、李树权（桑克）都有自己的诗歌沙龙活动。这些社团和刊物一般都由系内知名学者助阵，主讲写作和当代文学。尤以散文研究闻名的刘锡庆老师是经常被聘请的指导教师，后来还加上了戏剧创作和研究的黄会林老师、诗歌创作的任洪渊老师、诗歌研究的蓝棣之老师，以及在学生中威望很高的王富仁老师等。虽然大多数时候，这些指导教师也就是挂个名，但有时也会给刊物介绍一些校外作家的稿件，或是对刊物的主题发表意见。一些学生编辑也能够从指导老师那里获得不少的教益，例如列名《双桅船》编委的陈雷就深受蓝棣之老师的信任，诗人伊沙、徐江等人受任洪渊老师的鼓励很多，杨占升老师还曾亲自出马为一位校园诗人找工作。

《双桅船》封面

80年代的师大学生诗会

诗歌朗诵会是大家最欢乐的聚会，每年都有好几次。除了学生朗诵自己的创作和当代名诗之外，校外主动加入的诗人也不少。《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作者、新诗潮代表诗人梁小斌一度穷困潦倒，寄住在校报江勇老师的宿舍，江老师便将他介绍给我们，我们的活动也经常拉上他壮威。也有长期游走在大学生宿舍的社会人员，如某位记者诗人，每会必到，有时候还是不请自到。黄会林老师与戏剧界很熟，也经常介绍一些朗诵家到场表演，增强了诗朗诵的热烈氛围。

黄老师在20世纪90年代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为师大成为校园影视研究的高地功勋卓著。不过，在80年代，黄老师的主要精力还在戏剧艺术上，她指导学生的戏剧演出，发现校园戏剧人才；仿效田汉创立“南国社”，主创“北国剧社”；排演莎士比亚经典名剧《雅典的泰门》《第十二夜》，在1987年发起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戏剧节，连续数日，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戏剧小组推出原创剧目，可谓是掀起了师大校园戏剧前所未有的高潮。我们一个宿舍就创作了两部作品参赛，魏崇武的作品名为《浅色的泪珠》，我的作品名为《尴尬》，我还获得了最佳编剧奖。整个戏剧节压轴的就是黄老师亲自组织的《第十二夜》，由北京人艺的导演执导，全学生团队出演，舞美华丽绚烂，大获成功。黄老师十分关心学生的戏剧创作，每场演出都出席观看，看完了我编剧的《尴尬》，她笑嘻嘻地说：“你们演出的时候是用了什么冷气设备吗？坐在下头浑身发冷啊！”这是用戏剧化的语言描述《尴尬》的心理氛围，是黄老师对我的鼓励。她似乎很注意发现戏剧创作的人才，不多久还专门约见我。在黄老师家中，她和先生、剧作家绍武讲述戏剧创作的心得，鼓励我创作一部作品，什么艺术手段都可以尝试，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行，争取参加来年的一个全国校园戏剧活动，中间有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帮助都尽管去找他们。黄老师夫妇如此热情，我点头承诺，表示一定要多多努力。只是，那个时候，我的主要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现代文学批评，这个应允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无法兑现了。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怀着一份愧疚，直到新世纪初年回到母校工作后，都害怕在校园碰到黄老师。

北国剧社演出

二

在那个年代，给人记忆最深的活动还是各种学术讲座。今天的学术讲座通常都是学院、学科点等学术官方组织操办的，有时更是出于某些功利性的目的而安排的。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讲座，当然也有学校、系、所一级主办的，但是学生社团却同样积极主动，每学期都策划安排为数众多的学术活动，而在其中穿针引线的就是那些与大家关系紧密的专业老师。诗人梁小斌来过我们的讲台，作家梁晓声、张辛欣、赵本夫等也来过。这些活动由老师介绍之后，都是学生自己去联络时间，并到教务处借教室，到团委请款，一般报酬就是10至15元一次，好像没有谁会计较，几乎没有人讨论过报酬。张辛欣讲座之后，我们奉上15元，她似乎有些意外，连连推辞，说：“哪能收同学们自己凑的钱呢？”我们一再解释，肯定是学校的公款，绝不是学生自掏腰包，她才收下。这些讲座，经常还是主讲人自己搭车过来，我们只需在校门口等候即可。只有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先生出场，我们才在系里的支持下凭办公室开条由校车队出车，但是如果同一天晚上学生活动请了好几位老先生，那么车队也不会一一派车，通常都是几位先生挤在一辆小车上。这辆小车得早早出发，在北京城里东转西拐，最后才将他们“拼装”在一起载到师大。

五四文学社演出话剧《尴尬》

学校的老师为同学们举办讲座就十分简单了，老师同意、学生无课，找个空教室即可。当然，书写、张贴海报却郑重其事。组织者一般都精心构思，怎么起标题、如何介绍、贴在哪儿，都得十分讲究。因为类似的活动多，学生中的书法家都成了海报熟手，书写海报也就成了提笔练字的重要方式。因为老师们作讲座一般都不需支付报酬，所以请自己的老师作讲座也是学生社团节约经费的重要办法，几乎为我们授课的所有老师都答应过同学们的请求，有的还不止一次，但也有个别例外。曾经有一位青年学者在讲座前突然发问：“这场讲座，报酬多少？”从未有人如此提问，我嗫嚅作答：“可能就是10到15元，还得申请。”后面半截话实在底气不足，还没出口就咽了回去。但见他大手一挥：“那就算啦，这就算义务讲座！”在80年代那个奉“新启蒙”为精神信仰的氛围中，如此坦率地强调“有劳有酬”显然不合时宜、格外另类，一度被传为笑谈。拉开三十多年的时间，我回头打量那个年代的思想发展，对这样曾经的“笑谈”倒多了一分深切的理解：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不就是以正视和首肯人们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吗？公开地认可人的生存欲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讨论呢？

三

80年代，大学生对于学术讲座的渴望是强烈的，不仅专门性的演讲，就是博士生答辩也趋之若鹜，常常是将答辩当成讲座来听。这与今天硕博答辩渐成枯燥形式的情形大相径庭。新时代的研究生教育愈发讲究“学术训练”，但也愈发减少了那种源自内心的情感需要，每到例行公事的开题答辩，导师须严词下令，学生才不敢懈怠躲避。80年代的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的主要专业都成为了国内第一批获得博士授予权的学科，现代文学、文艺学、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民间文学等都聚集了大批大师名流，博士生队伍中也是才俊荟萃，他们往往在读书期间就已经在学界小有名气，所以最后的博士论文也自然成为某一主要领域的开拓之作，引得一众仰视。这个时候的博士论文答辩，其实也就成了一次学术前沿的重要宣讲，在学术审核的形式之下，包含着的却是学术成果发布的基本内容，足以引来各方面的强烈关注。这些博士论文答辩，前来参加的答辩委员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好多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他们在答辩现场的发言也是一种思想讲演，对学生而言是难得的受教，所以就是为了一睹大师风采，这答辩也值得一听。1984年，王富仁老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现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但他此前已经出版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鲁迅研究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紧跟着是金宏达老师的毕业答辩，金老师也是历史名人，早在“文革”之初，还身为师大学生的金宏达，就以“时汉人”之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艺学专业的一批博士生也是如此，王一川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已经是师大的青年教师；罗钢也是青年文学批评家，早已经出版过著作《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读博期间，王一川等人就已经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老师了，所以他们的博士论文答辩自然就吸引了众多学生前往观瞻。记得王一川老师的答辩在主楼6楼的文学理论教研室进行，颇为庄重肃穆，年轻的师母也在下面旁听，席间还惴惴不安地低声对她的同伴念叨：“这么多提问，他能够回答吗？”还有的博士生答辩竟人满为患，理论大家端坐台上谈古论今，既是针对博士论文的评议，又像是面对所有在场大学生的自我理论展示。答辩人虽然居于台下，却也信心百倍。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侃侃而谈，神态自若，仿佛此刻已经不再是被审核的学生，而是主题演讲的发言人，他要说服的也不是台上的少数权威，而是所有现场的人。中间说到口干舌燥，也径直起身，自顾自走到主席台前，取走为答辩委员准备的水壶，回头给自己的水杯倒水，如此轻松有趣的场景，不仅引来听众的笑声，连台上满面严肃的委员也不禁莞尔。或许，这就是80年代师大的一种写真，学术的严正与人性的真实相互交织，并没有太多的装腔作势与虚伪矫情，构成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史上难得的景观，值得今天身处“学术规范”时代的人们咀嚼、回味。

课堂上的王一川老师

80年代的学术沙龙也真是“货真价实”。学生社团举办过不少当代作品讨论会、阅读会，每一次都邀请相关的老师或博士生参加。进得门来，无论作者是否在场，大都直言不讳，板斧齐飞，不留情面。有一次，某位知名导演前来座谈他的电影新作，他似乎对师大师生的好评满怀期待，没料到却遭遇了当头一击，从老师到学生万炮齐发，痛批影片的种种陈旧呆板，现场气氛颇为尴尬。还有一次，时任某文学杂志的主编、大名鼎鼎的作家莅临中文系征求办刊意见，这份杂志在普通读者心中可能真有万流景仰的地位，却没有想到，在师大中文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早已经落地生根，从文学研究的老师到牛犊初生的学生都是如此的目光挑剔，数落这份“国家级大刊”的种种缺陷，出言犀利，态度激昂。主编倒是十分谦和大度，但也难掩窘迫，脸上红白交替，备受煎熬。其实，这是一位十分优秀也虚怀若谷的编辑，那一天的情势，到最后连我们都有点同情他了。在“人情阐释”已经逐渐成为批评常态的今天，当年的师大记忆可能更有打捞的价值，因为，它为每一个刚刚面对文学界的大学生展示了阅读和批评的真谛。

1985年9月，《收获》第5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系作家“右派”生活的系列小说之一，前续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中篇小说《绿化树》，但因为涉及性压抑等敏感描写而立即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批评家黄子平在上海《文汇报》率先发表了评论《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热情礼赞：“我们现在谈论的这部中篇小说，则以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正面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斗及自我搏斗。”1张辛欣在《文艺报》的评论《我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心理描写》说得理直气壮：“性心理的描写恰恰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严肃作品。”2短短半年中，《文汇报》《北京日报》《青年评论家》《文艺报》《羊城晚报》《文论报》《辽宁日报》《作品与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了大约百余篇文章，一时间真是热浪滚滚。这也在校园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我们刚刚被“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所激活，正是意气风发的时节，于是当仁不让，主动介入，在学校发起组织了“与张贤亮对话”的学术沙龙。那天晚上，沙龙在心理楼一间大教室里召开，虽然名为“对话”，却不过是作者缺席的单向讨论与批评，但是参加者依然十分踊跃，到沙龙开始之时，连两边的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当天晚上，王富仁、刘锡庆及卢惟庸三位老师莅临现场发表评论，他们的发言将沙龙推向了高潮：卢惟庸老师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解读小说；刘锡庆老师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论述张贤亮的意义；王富仁老师则另辟蹊径，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文革”时期他那一代人所遭遇的故事，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都为那难以置信的历史而深感震撼。历史并不真的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出生，但还是不够熟悉那些历史，对张贤亮的生活史更是陌生，王老师的故事恰到好处地“带入”，让年轻的我们刹那间就感同身受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阅读就这样接通了老师们的体验，穿透屏障的体验的真实在此呈现。

80年代的学术沙龙

注释：

[1]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汇报》1985年10月17日。

[2]张辛欣:《我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心理描写》，《文艺报》198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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