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還是那個講故事的人（人物）

莫言近影

莫言新著《晚熟的人》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曾有人擔心，莫言會陷入“諾獎魔咒”——得了諾獎就很難再進行持續創作。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卻說：“我相信莫言得獎后依然會寫出偉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種力量，沒有人會阻止他。”

　　如今，距離莫言獲諾獎已過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說也已過去整整10年。近日，莫言攜新作《晚熟的人》重回公眾視野，再次引發讀者關注，與新書有關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累計閱讀量超1.7億。

　　在這部中短篇小說集中，莫言根植鄉土，聆聽四面風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他用12個故事講述獲諾獎后的裡裡外外，有喜有悲，有荒誕有現實。從上世紀到當下社會，莫言從歷史深處步入現實百態，壁立千仞，氣象萬千。讀者不禁感慨，那個“講故事的人”又回來了。

　　“說書人”故事常新

　　莫言曾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在這本蘊積了近10年的新作中，他一改一貫的故事講述方式，在小說中注入了新鮮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靜直白，夢幻傳奇裡多了具象寫實，還引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在《紅唇綠嘴》中，莫言塑造了一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並不陌生的人物——網絡“大咖”高參。她深諳互聯網運作規律，手下有上百個鐵杆水軍，靠胡編亂造、添油加醋牟利。高參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萬個人也成不了大氣候，但網絡上，一百個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其中寄寓了作者的褒貶。這依舊是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的故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用童年經驗和想象力織造的高密東北鄉早已遠去。對於故鄉的變化，莫言很坦然：“將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時代變了，故事常新。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將眼光轉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這樣一群人，組成了時代演進中的“常”與“變”。他說：“這些人物，有的就是我的朋友，有的甚至像我的孿生兄弟一樣，是彼此的知己。這些小說裡的人物跟我一起慢慢隨著社會的發展在變化、在成長、在晚熟。這七八年來確實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隻能通過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

　　《晚熟的人》中的故事多是莫言近幾年回鄉后的所見所感、所思所想。在莫言眼中，以知識分子還鄉為視角的小說很多，其中不乏經典作品。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寫作至今，他的不少作品都是採用這個視角。“但這個視角本身在發生變化，第一，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我自己發生了變化，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了。我的年齡大了，視野廣了，我的思想是不是變深刻了很難說，但變復雜了是肯定的。另外，我的身份也變了，過去我僅僅是一個作家，或者說是一個知名作家，因為2012年獲得諾獎，我的作家身份又添加了一層更為復雜的色彩。現在再回到故鄉，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比過去要豐富得多。”莫言說：“因此我覺得，‘還鄉視角’雖說是舊的，但是因為人變了、時代變了、故事變了，這個視角就有了新的含義。”

　　書裡書外 亦真亦假

　　《晚熟的人》延續了莫言一貫的第一人稱敘事風格，不同的是，這12個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當下的年齡和身份。作家毫不避諱地向讀者敞開了獲得諾獎后的生活，讓讀者可以追隨書中這位“莫言”的腳步，回到高密東北鄉。書中的“莫言”發現，家鄉一夕之間成了旅游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涌現，“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每天都有人來參觀，游客來自天南地北，甚至還有不遠萬裡前來的外國人。

　　評論家李敬澤說：“《晚熟的人》同時也是關於書中叫‘莫言’的人物的故事。也就是說，現實中的作家莫言在打量著每個故事中叫‘莫言’的人物，書中的‘莫言’變成了被書寫、被觀看的人。我們能夠看到書裡叫莫言的那位，盡管可能已經是一個被歷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經典化的作家，但是當他作為一個活動於此時此刻的人時，面對世界復雜的經驗，他也會感到遲疑和困難，也會有迷惘和感嘆，書中莫言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現實中莫言的鏡像。所有這一切在他過去的小說中並不常見。”

　　於是，書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打破了現實與虛構的邊界，這正是莫言想要的藝術效果。他說：“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著我的指令，但他並不能自己做決定，我在觀察著、記錄著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

　　回到寫作本身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莫言的寫作狀態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面對公眾的關切，莫言有自己慣常的表達，以“獲獎后陷入沉寂”開場，以“希望將來寫出好作品”結束。隨著《晚熟的人》問世，“閉關”許久的莫言終於通過作品給出了實實在在的答案。

　　作家蘇童曾說，諾獎之於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鎖”。伴隨獲獎而來的是無形的壓力和無盡的瑣事，一度使莫言無法持續創作。據統計，截至2016年，莫言獲獎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個不同的城市，參加過26次會議、18次講座，題了幾千次字，簽了幾萬個名。特別是剛獲獎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連一本書都沒有看。

　　但莫言並未忘記作為作家的職責所在，他說：“我一直在努力，8年來我發表的作品不多，但還是一直在寫作，一直在做准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或靈感的觸發點。”

　　談及未來的創作計劃，莫言說：“希望能夠在近幾年裡拿出一部好的長篇小說來。如果寫，肯定寫的跟以前不一樣，故事不一樣，時代不一樣，語言也要有變化。”

　　對於自己是否打破了所謂的“諾獎魔咒”，莫言十分坦然：“要等讀者來判斷。”他說：“‘諾獎魔咒’應該是一個客觀存在，因為大部分的獲獎作者獲獎后很難再有力作出現。客觀上的原因是獲獎作家一般年齡較大，創作的巔峰時期已經過去，有人甚至獲獎后沒有幾年就告別了人世。但也有不少作家在獲獎后依然寫出了偉大的作品，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在獲獎之后創作出《霍亂時期的愛情》等至今還在被我們閱讀的名著。”

　　回首獲獎后的8年，莫言還是那個作為寫作者的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講中所說，一個作家一輩子其實隻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